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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湘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出场逻辑、运作 机理与基本范式

时间:2021-11-16 09:04来源:《图书情报工作》 作者:周湘智 点击:

智库系智慧之库、智识之库、智者之库,是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知识共同体,通过协作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关于智库,继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由中央层面提及后,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形势的发展,智库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并从战略层面进行了充分的社会动员。2015年1月20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式定格为国家制度安排,成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重要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1]。2020年3月2日,中宣部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2020—2022年)》。然而,学界对智库进行研究过程中,往往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存在作为既定事实,至于它的发生发展逻辑以及何以能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鲜有说明,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系统建设。因此,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出场逻辑进而运作机理问题的解答就成为进一步发挥好智库积极作用的重要前提。

1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出场逻辑

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和运作独立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智库扮演着“思想库” “点子库”和“沟通库”的角色。智库研究从本质上隶属于知识政治学,智库效用在知识和政治的互动中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角色也必然在知识与政治的交织中生成。知识和政治成为探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出场的基础向度。

1.1  理论逻辑:知识生产模式转变

现代智库以知识的创新与运用、政策的研究与咨询为中心工作,知识生产是智库的核心。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中指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涌现,区别于我们所熟知的基于某一学科、同质性、等级化的知识生产模式1,知识生产模式2彰显出跨学科、异质性、多变性和非等级化的特点。其中,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被紧密地整合在一起,知识生产则成为这一更大过程中的一部分。这主要归因于一个重要机制:知识市场的扩张和科学(不仅仅是技术)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2]以问题为导向和跨学科知识生产是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无疑,在知识社会的今天,模式2生产的综合性知识已经成为诸多领域不可或缺的生产性要素,任何知识的生产和组织机构此刻都不能忽视社会的知识诉求而独善其身,更难以逆知识生产从模式1向模式2转变的潮流。现代智库的生成即是社会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变和跨学科知识成就孕育而生的制度性安排。

智库虽然兴起于权力知识化的过程,但仍以其商业价值为存在基础。智库内生于市场经济,反映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关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尤其是知识应用化、市场化的转变,马克思早已把捉到了其中本质,并初步澄明智库产生的原生机理。他指出,当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后,对于科学技术知识,市场主体普遍形成了如下意识:“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3]。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工业革命必然将科学技术知识纳入资本要素以投入再生产。这样科学技术知识就逐渐“从属于资本……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4],对于人文社科知识而言,情况同样如此。这样,知识具备了经济意义,知识与普通商品一样能够参与到市场交换中并且能够作为资本要素积累下来。至此,以工业革命的大机器生产为基础,以理性知识的运用为支撑,以市场经济为转化机制的体制,就成为现代智库的雏形。

当知识被纳入生产过程成为资本要素时,知识就受到资本增殖规律的支配,在特定条件下,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潜能就取决于是否获得资本的支持。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嵌入知识活动中,从而左右知识所有者的主动权。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4]。知识能发挥的实际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所有者对货币量的掌握。

马克思对于知识生产和资本运作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是对知识生产和市场经济关系的实质的揭露,向我们展示了知识生产的资本方式。可以说,他为我们进一步理解知识生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状态提供了启发。马克思的这些经典论断是对智库理念和行动的原始表达,对于剖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出场有着重要价值。

1.2  时代逻辑:新时代语境的阐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时代。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6]。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将多元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社会纳入到一个交互、碰撞、混合、异动同存的共时系统中,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我国既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又掺杂着发达国家的困惑,国家发展环境的复杂度大大增加。管理学家比尔所说:“旧世界的特点是管理事务,而新世界的特点需要处理复杂性”[7]。“强时代”“变时代”与“复杂时代”构成了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也构成了其建构与发展的历史前提。时代问题的解决单靠一方力量难以完成,需要跨学科、跨专业的智慧汇聚。

首先,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新型智库建设的助力。我国的社会结构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社会进入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当下,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频现,社会风险点增多。公共决策日益复杂多样,社会对公共决策主动性、即时性、科学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智库作为公共决策机构的“外脑”,其业务能力和水平对于提升国家的现代经济治理效能有重要价值。国家在“新常态”下确保对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环境的把握,进而破解经济难题都需要高能智库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要实现更好发展,必须更好分析形势和环境,更好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变化,更好把握宏观经济大势,更好应对挑战。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养成问计于专家学者的习惯,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用活智力资源”[8]

其次,新时代科学技术的指数式发展加速了新型智库的变革。科技在当代既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更成为智库变革的重要动因。科技发展经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技术和大数据,一方面快捷而高效地为智库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为智库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和探索视角。进入21世纪,我国在各领域探索的新现象、新规律剧增,形成了对自然和社会更加深入和完备的知识,在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的过程中,智库组织本身的工作规律和发展机制不断得到凸显,逐步形成了新的组织管理规范、体制和机制。同时,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还辅助提升了智库工作成效、研究能力和服务水平。从某种意义上看,新型智库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专业化的智库指导,新型智库与科技发展耦合共生、互促融溶。

第三,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新型智库提出了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彰显了我国政府转变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弥合利益分歧,如何强化舆论引导,如何厘清政府职能,如何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并实现“善治”的复杂性日益增多。同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科技智能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核武器威胁、生态环境恶化、突发性疾病流行等问题挑战着人类的生存底线和社会底线,这些无一不反映出当今治理问题的艰巨性,专业研究机构、社会力量和民间智慧亟需被集中,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新型智库深度介入。

最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赋予新型智库重要使命。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当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在总体稳定中依旧面临严峻挑战,西方国家民主输出、文化霸权、网络舆情和宗教渗透仍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不小危机。然而,国内意识形态研究总体上滞后于现实发展且难以充分阐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矛盾、新问题,意识形态建设存在“思想”和“现实”的双重脱离的现象。[9]由此,明确并发展沟通思想与现实的有效桥梁就十分重要,智库在其中就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旨在以主流意识形态统一多元化、离散化的社会意识,使之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最大化地反映、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意愿和要求。其中,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多元意识形态的方式主要通过政治权威和理性权威两种方式,前者多诉诸权力的强制性,而后者则强调理性的引导方式。事实上,在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伴随着人们自主参与意识和理性判断能力提升,理性权威的方式往往能更有效地整合、规范和表达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智库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能够较好地担当各种利益诉求充分表达的公共平台和利益冲突主体平衡分歧的重要通道,为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无论是从连接意识形态思想与现实的角度还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感召力和认同度的角度,新型智库的力量都是不容忽视的。

1.3  价值逻辑:“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表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决策过程的科学性、民主性和依法性成为这一宗旨的重要衡量标准。其一,科学决策是重大前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马克思看到人的劳动与动物本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劳动的结果能够以观念的形态预先构想出来并指导劳动的过程。人有预见性和计划性。智库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中人们的预见性、计划性,进而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智库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必然。由于“超前预测时空尺度越大,超前力和计划性程度越高,”[10]现代性社会错综复杂的社会变量和风险的存在不断对超前的科学的分析谋划提出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不证自明。其二,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差异性社会中,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存在利益的差异性,由此也形成了差异性的利益表达,这种利益表达的权利既可能是零散化、非专业化的,也可能是集中化、专业化的。对此,如何保障公众话语权的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如何进一步使人民和党的利益达成一致,如何凝聚全国力量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成为智库发展的重要考量。公众参与的理论先驱谢里·阿恩斯坦(Sherry R. Arnatein)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力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使目前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无法掌握权力的民众,其意见在未来能有计划地被列入考虑”[11]。当代民众能够充分运用这种权力,自觉参与并表达对于政策的意见,解构着政策的被动制定者的角色。由此,推动差异性利益群体通过多元咨询来表达合理诉求并通过民主决策来达成一致,就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彰显了广纳谏言、多元化咨询的通达机制,具备科学集纳和理性反映民意的重要功能,必然成为民主决策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三,除民主决策外,国家还需依法决策,宪法保障人民群众自由、充分的话语权和建言献策权,所以在人大、政协、媒体及社会等主要的反映社情民意的方式外,还应组织专门机构就专门话题向党和政府咨政建言。当然,智库进入依法决策程序就意味着决策需要接受公开的监督和科学合法地采纳意见,当党和政府在一个依法、民主的环境中通过不断汲取群众智慧来完成决策时,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就得到了保证,人民价值就通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得到体现。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彰显。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界定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新时代中国不仅关注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关照人类整体的利益。随着我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智库不仅要在国内提供好政策咨询服务,对于国际问题也应体现责任担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接踵而至的诸多全球问题,“中国人民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2]其中,新型智库对于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助力防患于未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平台可以强化国际性的交流与沟通,通过与国际智库同行的合作,共同为全球治理提供智慧和方案,共同发声传递理性、平衡的声音,向世界展现大国担当、树立真实的中国形象、传递善意的大国之声,促进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大国外交的重要桥梁,是推进公共外交的必要途径。

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运作机理

作为创造理论与政策知识的机构,智库首先要遵循知识逻辑,满足知识生产的条件以及体现知识本身的特性;作为决策咨询机构,智库的知识生产过程要受到权力逻辑的影响,由此构成“知识-权力”的互动结构;作为知识传播的平台,智库知识传播过程需要受到资本逻辑的影响,呈现出“资本-知识”的互动结构。三种逻辑充分的演绎与交织展现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运行的内在机理。

2.1  知识本身是实质和核心

对于任何以提供决策咨询和思想服务的机构而言,信息、知识和思想的生产创新都是其合法存在的基础和最核心的内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不例外。在现实政策制定过程中,智库首先是知识共同体,其任务就是以专业化的知识对政策作出分析和设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内在的真理力、话语力、自主力、逻辑力、意志力和德性力通过智库实践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在使用、传播、流转中发挥出生产力、创造力、洞察力、判断力、说服力和塑造力等等。

首先,依凭知识的真理力和话语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直接对接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重点议题,通过具体知识直接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推动形成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智库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获取和运用知识资源的过程。其次,基于知识的自主力和逻辑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明、设计和提供不同的方案和手段,以达到辅助维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等社会管理的目的。知识既为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充分的知识支撑和逻辑论证,更为高效、有力的措施执行提供了信息支持和技术保障。第三,借助知识的意志力和德性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舆论传播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念、价值标准和行动方式渗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帮助人民更好地理解、认同和支持党的领导,实现意识形态整合的功能。最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终极旨归是服务人,更确切地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训练理智、培育智慧、熏陶智性,知识的三种力量属性共同指向了对社会主体的型塑。恩格斯曾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13]在此,“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前提正是在于人们对知识的掌握。我们必须承认,知识,尤其是高深、专业的知识,处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甚至任何智库目的和实质的核心。

2.2  知识和权力的动态互补

现代智库的兴起根植于国家的政治生态,在现实运作中受到政治权力的直接干预和影响,智库如果脱离了政治权力的监护,就会失去政治监护带来的影响力,智库本身天然的知识性也就失却了应用转化的基本场域,智库创造的知识就缺乏了最重要的对象性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看,智库所创造的知识的价值实现倚赖于政治权力的支持和监护。从权力的角度看,高度技术化、职业化和理性化的政治权力仍须从不断更新的知识中找寻自身合法性的依据。作为权力载体的政治机构,其统治策略与方法同样需要借助知识来确证其科学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现了知识和权力的互动关系,知识和权力在动态实践中建构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实际效能。

权力与知识在合法性互证中搭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框架。一方面,智库通过政治权力确证自身合法性,政治权力在对知识的渗透中影响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性质,决定智库知识的生产传播、主要形式与规模以及智库评价体系。第一,政治权力强化了智库的科学地位。根据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理解,科学划界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伪问题,但现实中这种边界却十分清晰,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4]。政治权力通过智库这种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方式,不断强化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在对知识的确认、建构和统一化中提升智库内部知识形态的优势地位,进而进一步提升和巩固智库的科学地位。第二,政治权力决定智库内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托夫勒看到,任何用于交流的信息或知识都需要包含四个要素,即①来源或发送者;②流动渠道或宣传媒介;③接受者;④信息[15]。在现代智库体系中,政治权力通过立法和政策文件使自己成为知识生产的合法主体,以此为基础影响知识生产的内容、类别、过程及传播的方式;又通过知识产权制度等规范着知识传播的具体内容、时间节点和空间范围;通过教育机构、生产机构、暴力机构来决定知识的受众,通过引导社会需求,调控人们在不同知识场域的布局和流动。第三,政治权力直接影响智库生产知识的形式和规模。政治权力能够结合社会实际需要对智库研究做出统一部署和规划,以组织和管理的有序化替代了分散化、个体化和随机化的组合研究,并以强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起研究的庞大规模,充分解决了智库研究现代化中组织管理、资源供应和技术保障等问题,改变了早期科学研究较多建立在个人兴趣之上的个体研究形式,使现代智库研究逐渐以问题导向及合作研究的形式呈现。第四,政治权力确立起智库内部的评价体系,促使智库研究者展开良性竞争。能否满足公共治理的现实要求并适应公共政策发展的需要是判断智库成果优劣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政治权力具有绝对话语权。政治权力通过法律和政策文件制定了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绩效激励机制,鼓励智库研究者围绕“优先权”展开竞争。这种产权制度既激励着智库研究者尽力生产知识产品,又鼓励他们注重知识的传播效应,最大限度地服务政府决策。

另一方面,智库为政治权力做出合法性论证,提升政治权力行使的质量。为集结最有效的方法推进政治目标,政治权力需要将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吸纳到国家行政机构或其他形式的国家机构中,这些人员的主要作用就是为政策制定和决策者提供建议。在这一体制中,政策制定和决策者有条件接触大量专业知识并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形成决策安排下去。事实上,正是由于对专业知识的“相对垄断”,政治精英才可能拥有权力,智库在其中既充当着决策知识提供者的角色,更充当着决策合法性论证者的角色。智库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论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权力基础的论证,二是权力运作的解释,三是权力行使的规范。纵观西方社会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知识论证,无论是君权神授、社会契约论或是民主宪政,其中都不乏丰富的知识资源和充分的策略论证。正是借助一系列本质上属于知识的谈判、沟通和游说技术,政治权力才获得了运行的合情、合理、合法性,也才实现了不同利益诉求主体之间的平衡,保障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如托夫勒所指出的,暴力、财富和知识都可以作为权力的来源和核心,但只有知识的内容最深刻、最根本,因为它可以作为暴力和财富的替代物来规避同样的风险或达成同样的目的。并且,知识不像暴力和财富那样专属于权贵阶级,它是“力量的最民主的源泉”[15],能够“使物力、财富所发挥的作用成倍地提高,所以,由知识构成的权力是最高质量的权力”[16]

权力与知识的差异张力激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创新可能。纵使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二者间的天然紧张关系也不能被忽视。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王”的理想性,还是古代中国“道统”与“政统”的不一致性,都反映出知识与权力对立的传统,福柯也将知识分子比作政治权力的“眼睛”,是作为政治权力的批判面存在的。从本质上看,知识和权力存在不可通约性:第一,知识追求真理和自由,而权力追求支配和服从;第二,知识以普遍性为目标,具有开放性,而权力以特殊性为目的,具有封闭性;第三,知识表现为学说和思想,而权力直接关联行动;第四,知识创造可以是个体性的,但权力作用侧重于群体性的。在两种不同逻辑的支配下,知识和权力难免互相僭越。由此就可能造成知识异化或权力异化的后果,即要么形成知识帝国和话语霸权,要么走向知识失语和权力垄断。从本质来看,现代智库正是扬弃知识异化和权力异化的重要机制,智库应该以其必要的专业性、相对的独立性和知识的多元性克服两类异化。因此,智库建设不仅要实现知识与权力适当分离,而且应较好地推动“知识公共领域的成长”[17],还应协助知识建构起多元的图景。从已有智库体系的现状看,知识异化和权力异化的扬弃任务任重而道远,这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提供了发展方向和创新动力。

2.3  知识与资本的耦合驱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中国特色智库的运作不仅受到知识、权力及其相互作用的直接影响,还直接受到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则的规制。知识从来不可无限量支取,虽然有无限增量的可能,但对于个体或群体而言,知识是稀缺的。随着科学技术知识及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巨大作用的日益凸显,人类社会发生着“知识价值革命”并逐渐步入“知识价值社会”[18]。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知识)逐渐成为首要生产力的事实从根本上赋予了科技(知识)生产的经济意义,并且孕育着知识生产规模化的可能性。当代社会生产发展的态势也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推断。依靠技术革命等知识基础转型,社会生产不断突破着资源、环境、时空和既有条件的束缚,持续开发着物质和精神、认知和实践的境界。由此,知识在呈现真理性的同时,不断展现着它的经济价值并发展成思想市场,而发轫于现代咨询业的智库正是思想市场活动的主体。马克思曾揭露出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有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有用性内卷到自身逻辑中的属性。知识的市场化正是资本逻辑介入知识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难免受到资本逻辑的宰制。

从现象来看,资本逻辑介入智库运作“是以市场经济为平台,以科技发展及其经济运行为条件,以及信息技术对精神文化生产的装备为加速器,这样一种‘三合一’的社会经济文化运动多面体的逻辑整体。”[19]从本质上看,资本逻辑之所以能够影响智库运作,根源于资本和知识一定的融通性。具体而言,知识生产和资本存在共时性,知识生产与人类相伴而生,是人类在物质实践基础上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交互作用的产物,贯穿于人类发展历史之中;资本是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存续在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但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二者结伴同行。知识生产和资本在价值取向上相异,知识生产以真理性和社会效益为价值追寻,资本则追求价值增殖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但社会效益与经济价值之间并非全然对立,两者往往相互依存甚至相互转化。正是知识生产与资本的差异和内在的相互融通,生成了二者的耦合驱动机制。

一方面,资本驱动知识生产的革新,推进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与时俱进。①资本对经济生产实际效用的强调有助于强化智库的现实性,使智库在知识生产中更关注现实生活进而服务决策实践与民众。②资本内在的扩张性、当下性较好地推动了智库时效性的提升,通过空间拓展和时间压缩的方式不断增强智库发展和革新的动能。③资本逻辑精确计量和锱铢必较的特性置换着传统知识生产浪漫型、模糊化的思维方式,从好的方面看,这能够帮助提高智库的逻辑严谨度,提供量化的思维方法。④资本逻辑对进入市场的资源高效、对称和强力的配置,使智库反映现实的敏锐度和客观度得到提升,使其能够又好又快地服务实际需要。⑤资本与商品等价交换以及价值和货币相互转化的规则,明确知识的无形价值能够转换为货币的有形价值,使知识再生产具备了充分的物质前提和资源保障,也为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在改进资本的偏颇。首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社会效益的追求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资本要求最大化经济效益的片面性,助力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其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由此关注人类命运、社会发展和个体价值,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人文理性有助于克服资本的物化逻辑。最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生产的知识本身内含的使用价值,在赋予到物质产品中时必然会使其交换价值得到提升,从而壮大资本逻辑的力量。


图1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运作机理

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现代智库的新范式

十九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不断丰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论基础日益完备。新时代的条件也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多实践创新的要求,需要我们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和特征做出新的把握。

3.1  时空语境中的双重发展向度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从静态角度看,是指智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形成的机构形态;从动态角度看,是指智库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表明该机构形态的未来趋势和发展状态。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又实现了从本国到世界的视角转换,更加强调对世界问题的关注和把握。由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实现了对传统智库在时空维度的双重发展。

在时间维度上,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智库,在经历了初步发展、曲折发展和多元快速发展时期后进入了战略发展的机遇期。在前三个阶段,智库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发展和现实进程,较少关注智库的未来发展向度。随着“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求的提出,以“中国特色”为基本底色,以“新型”为发展方向,以解答新时代公共决策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展望的问题被提出了。可以看到,“新型”即区别于现有智库的不足,传统智库存在的弊端恰恰指向“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主要表现为:①新定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治国理政中有着重要作用,将智库写入中央文件,表明国家已然将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然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独特的智慧力量。②新机制。与传统智库的运营资源全部来自于政府拨款不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适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财政拨款为主体的基础上适度扩大竞争,以自由、开放的竞争形式分配研究项目等智库发展资源,以动态调整重点资助对象等方式刺激智库影响力的提升,以发展思想市场来培育社会对知识产品的消费习惯,不断促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壮大。③新模式。与以往的运行模式不同,新型智库以“问题点”为导向转变为以“问题立体网”为导向,多元、系统、有机把握问题;积极应用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整合研究方法;注重成果的理论互动和实践操作,提升科学性、可行性;探索并拓宽与外界的交流渠道,在传播、交流中提升知名度,进而推进智库的良性运行。④新功能。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发挥决策咨询的核心功能外,还具备了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社会服务以及人才储备、启发民智、阶层服务等诸多功能。总的看来,进入战略发展机遇期,中国现代智库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度和强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要着眼现实,更要放眼未来,这种未来思维拓展了智库发展的时间逻辑。

在空间维度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视角和话语权范围由中国走向世界。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诸多领域提升着合作交流的频谱,世界范围内的专业知识需求、利益关系协调、矛盾冲突解决对拓宽智库功能空间提出了迫切要求。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科学计划,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研究和政策对话,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提升参与重大国际议题设置、国际规则制定、国际协商谈判的能力和水平”[20]。智库发展的“走出去”战略不仅拓展了研究者的国际视野,更在合作交流中提升着智库本身的业务能力和竞争水平。另一方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非正义的国际政治秩序仍未改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失衡、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民族矛盾、恐怖主义等现实问题仍然威胁着整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些也是当代中国无法回避且亟需做出解答的课题,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平台在主动服务重大外交活动、加强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精心打造对外交流品牌及强化国际性的交流沟通合作等方面越来越多地从事着直接服务。敢于和善于对外发声,能够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和国际场合,积极发声、主动发声、有效发声,宣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理念和主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针对形形色色的歪曲污蔑中国的论调以及各种热点敏感问题,予以科学有力、理性客观地回应,有理有利有节进行解释、引导和应对,有效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正在日益走向世界智库舞台中央。

3.2  共性与个性的双向建构关系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既要反映现代智库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特征,更要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实际需求,从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语境中就蕴含了两个向度:一是作为个性的“中国特色”,另一个是作为共性的现代智库。换言之,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具有双重任务:服务政府公共决策和体现中国制度建设体系的特色。服务决策是智库的基本职责与核心功能,智库研究需要切实将政府难题作为研究课题,将具体发展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将反映利益诉求作为研究指向,运用理论研究发现的规律和知识来咨政建言、解决问题,满足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需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反映了我国智库与西方智库的本质区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性质、目标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以新时代的实践命题和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服务于党政决策为宗旨,始终保持公益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发出中国声音、注入中国元素、提供中国方案,在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贡献智慧。应该明确,我国现代智库的发展要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载体来发展,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拓展了世界意义上的现代智库的外延,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

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统一。独立性是指智库作为由专业性人才组成的机构是独立设置、运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目标等方面具备相对自主性。独立性保障了智库建设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现代智库自产生以来始终秉持相对独立的价值品性和自由自觉的科学精神,使行动对策有深入坚实的理论基础,所提出的原创性理论能够经受住实践检验,推出的成果能够展现时代发展的高度。依赖性是指现代智库与政府部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资金、课题、成果转化等方面受到政府部门的领导和管理。独立并非对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不能天马行空和特立独行,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管理体制的基础决定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统一。在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操作方式上表现出独立性;而在政治方向、研究课题、成果使用和经费支持等方面,较多地表现出非独立性。

学术性与政策性的统一。学术性是指智库专家在探究高深学问和追求真理中形成的系统性、理论性和专业性,体现在智库专家学者们的知识构成、研究方法和研究价值中。智库研究只有以学术性为前提才能保证决策的知识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政策性一方面指智库专家要充分了解党政机关的运行机制和治理机制,了解决策的全周期全流程,了解研究议题的政策背景与政策基础;另一方面指智库在课题立项、绩效评估和成果发表等方面以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为范式,以使智库成果更贴近于政策需要,很多时候要为满足政策实际需求而量身定制课题研究项目。概言之,政策性即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1927-1980)所说的“政策切合性(Policy relevance)”,用儒家的话语来表达即“经世致用”。可以看到,对于智库发展而言,两种属性皆不可偏废,学术性保障了智库的客观性和合规律性,政策性则保障了智库研究的可行性和合目的性。“新型智库不仅要进行应用对策研究,而且要提供新思想、新知识、新战略,促使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为民造福”[21]

市场性与计划性的统一。市场性表明智库的资源配置要遵循价值规律,更多按照准市场方式运作。例如,智库需要把握和满足客户需求;成果产出被要求与资助资金成正比;智库之间被引入竞争机制;某些事务可通过购买外包服务等。计划性则是指智库建设在尚未高度发展的时候在资金投放、课题设置、成果运用等方面还需借助计划性的机制和手段。在新型智库建设初期,计划性方式的使用能够较好地推动智库功能实现。事实上,我国现有智库中绝大多数属于事业单位性质或由高校等科研机构转化形成的,相互之间缺少竞争,机构活力欠缺,要提升智库的政策研究水平,既要充分利用好计划性手段以完善智库精准治理机制,更要搭建准市场平台,激活、强化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然在方向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组织上服从并服务于党的领导,在运作中“主动与外部商业环境相适应,跨界开发一些智库市场业务,体现智库产品的市场张力与市场选择”[22],在收益上以出版物收入、会议活动经费、智库产品收益等方式作为重要来源,在管理上同步提升现代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度,逐步走向良性的市场竞争之路。

公益性与赢利性的统一。公益性是指智库为实现公共利益而无偿地提供知识、智慧成果。赢利性是指智库凭借知识、智力成果的供给获得了一定的物质性的回报。理论上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23]但在市场竞争、资源拼捻和信息喧嚣之下,完全超脱于物质利益之外的智库就很难保障其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赢利性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智库公益性的副产品,其一是为了保持机构的正常运转与可持续发展、不断壮大,在财政拨拨款的基础上需要一定的资金来补充,一些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更是如此;其二是为调动员工积极性,体现知识价值与职业价值。所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然要在以服务为宗旨和收获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既要将赢利性作为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动力和评价指标,促使智库快速、良性发展;更要坚持公益性,不忘服务的初心,避免走向“唯利是图”和盲目追求“短平快”的发展。

3.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与治理现代化的有机关联

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内涵,除了从其内部存在形态和具体样态的角度进行把握,还应以外部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为参照系来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发展进程。治理现代化同样推进、促进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成型和完善。“智”与“治”的有机融合和内在契合主要表现为:

其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专业化、多样化契合了治理现代化对于知识权威性和多元化的需求。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公共治理问题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势,治理现代化中“多元共治”的目标以及政府、市场或社会等主体受到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局限都可能难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甚至导致决策失误或治理失败的现实,使专业化的知识和权威性的信息显得十分必要,而作为这两大元素聚集地的智库就成为必然指向。凭借多元化、稳定性的专业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积极回应着治理现代化中复杂多元的决策咨询需求,成为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主体之一。

其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系统化和综合化契合了治理现代化对于治理整体化和系统化的需求。公共治理问题不仅表现出多元化特征,还表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某一个问题情境往往牵涉多个致因,且每个致因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公共治理过程中问题时常以“集合”的形式出现,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混沌状态。这样,综合运用各类学科知识并以系统化思维分析研究就至关重要,集合了多学科知识信息和人才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对公共治理问题上具备了综合化与系统化的优势,这为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知识基础。

其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动态化和创新化契合了治理现代化对于创新治理和动态治理的需求。公共治理问题多元化、复杂化的发展在使治理新问题频出的同时,也使老问题发生了异构,致使经验性的治理方式面临功能障碍。受到致使、理念、地位、思维惯性等因素影响,传统治理主体较难更新治理习惯,容易使治理行动收效甚微。作为“思想库”“点子库”的智库具有较强的创新优势,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更主张丰富知识、信息和人才储备,具有更加稳定、专业、科学、客观的研究条件,且作为专门化的治理研究机构,能够持续、精准地对相关问题做出追踪并及时、有地作出反应。智库的这些特质以新思维、新技术和新方法积极回应治理问题的动态变化,赋予了治理现代化持续而强大的智力动能。

强有力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是治理现代化的直接和重要标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变革推进着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同样,治理现代化也倒逼中国智库内部革新,使其不断朝着“新型”方向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共同型构着多元治理、协同共进的治理系统。

总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智库优良属性,结合新时代特点、矛盾和问题而形成了崭新的政策咨询机构及其体系。新型智库以问题为导向,把出成果作为第一目标,切实提升服务决策的能力水平,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围绕国际国内系列重大议题深入研究,着力推动研究成果进决策进实践,转化为发展成果与民生福祉。我们有理由相信,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国内外局势和当下中国复杂而精致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定能以更富创新性的发展理念和更科学的治理机制,充分展现我国智库建设的“后发优势”[24]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办主任、湖南省智库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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