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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七届“边疆·民族·历史”青年学者论坛聚焦“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

时间:2021-04-25 09:2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徐州 曾江 点击: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曾黎 记者 赵徐州 曾江)由中国民族史学会主办,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承办的第七届“边疆·民族·历史”青年学者论坛于2021年4月17日—18日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顺利召开。此次论坛主题是“从东北到西南:明清时期半月形地带的区域、族群与社会”,来自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9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教授致辞。石硕首先代表学会祝贺本次论坛顺利召开,代表承办方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本次论坛。石硕回顾了童恩正先生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认为其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有许多考古文化现象如细石器、石棺葬等都非常相似,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互动与民族交往区域,从宋元以来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但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和响应。因此,此次论坛以明清时期半月形地带为主题,讨论从东北到西南的区域、族群与社会,非常有建设性意义,既有详细、扎实的个案研究,又体现了整体的、宏观的视角,做到了既能见树木,也能见森林,能够对“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研究所有推进。最后,石硕鼓励年轻学者充分交流、充分讨论,以期能够产生共鸣,并在研究方法、理论层面凝聚共识。

此次论坛共举行三场研讨会,分两天进行。第一场研讨会由四川大学邹立波副教授主持,四川大学石硕教授担任总评人。中山大学任建敏《从“剽掠”到“蚕食”:明前期桂东北地方“动乱”性质的转变》,分析了明前期桂东北地方“动乱”发展新形式,及其深刻影响了明代以来桂东北的族群分布格局。评议人广西民族大学唐晓涛指出文章相关分析更倾向于社会身份层面,但实际上也应考虑到族群身份的内涵。评议人华南师范大学胡列箭指出,文章应进一步拓宽视野,关注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南京大学胡箫白《僧官系统与明代前中期汉藏边区的宗教格局变迁》,重点讨论15世纪以来松潘、岷州僧司机构性质变化与僧官职权消长的过程,深化了学界对明代前中期宗派交融、民族融合历史进程的认识。评议人兰州大学武沐指出,文章还需关注明代前期相关政策、边地“番”强民弱以及民间信仰的影响等时代背景。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安海燕指出“完卜”释义的问题,并建议当时岷州藏传佛教僧团在北京地区的活动可做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民大学张闶《清前期官方长白山舆图绘制研究》,梳理了清前期官方绘制的长白山舆图,将其大致分为康熙《盛京通志》“长白山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和军机处档案附图三个系统,并分析三个系统各自的特点。评议人内蒙古大学金鑫指出需注意在康熙朝清廷还未制定满汉翻译的规范,直到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发行后,满汉翻译才具有系统性、规范性。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耀指出,对方志类舆图的研究应以文为主,以图为辅,需要把方志中的解释性文字与舆图结合在一起研究,并认为中国古代舆图的特点是具有实用性,不适用于西方科学的先进标准,因此评价中国古代舆图时应放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总评议人石硕教授指出第一篇文章用王朝视角去概括当地族群互动仍存在偏颇之处,应注意到当地族群的主体性及其回应,深化文章的内涵意义;第二篇文章应该放在明代前期“以教治藏”“隔离蒙番”的大背景下,才能揭示出区域研究的更多内涵;第三篇文章体现了东北边疆研究的重要性。如果学界能从长时段的视角出发,研究从东北到西南再到东南这个“C”字形地带,能够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最后石硕指出,许多人文的、历史的、文化的现象是模糊的,研究人文就是要找到一种中间状态,认识中间状态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升华和突破。

第二场研讨会由四川大学王鹏辉教授、云南大学温拓博士主持,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编审担任总评人。四川大学黄博《明代中后期藏传佛教格鲁派与西藏古格王国的交往与联系》,指出15世纪初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形成后很快就传入古格王国境内,逐渐形成了格鲁派在古格境内的寺院体系,促使卫藏和阿里在深层结构上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评议人陕西师范大学谢光典指出,文章在藏文史料翻译细节上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并补充了参考文献。评议人四川大学许渊钦指出,文章论据稍显单薄,可补充运用阿里地区的寺志、人物传记等文献,使文章论据更为充分。河北师范大学屈斌《寺院堪布与16至18世纪甘青藏区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在解读寺志与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围绕甘青藏区寺院堪布与地方僧俗人群关系的变化,探讨当地社会权力结构演变的轨迹。评议人青海民族大学叶拉太指出,文章对寺院堪布地位的界定过于简单,没有注意到堪布在不同寺院、不同机构的设置和职能差异。评议人南京大学胡箫白指出文章对寺族共同体的定义不明确,并对文章的论证结构、行文细节和文献处理方式提出建议。陕西师范大学田宓《清代以来内蒙古土默特地区蒙汉家族的系谱编修与族际交往》关注内蒙古土默特地区的蒙汉家族存在的多样态系谱记录方式,注意到近些年汉人系谱从简单世系向“门”(“柜”)型系谱和“支系”系谱的变化,以及蒙古系谱由官入私的改变。同时,土默特地区的家族系谱呈现出蒙汉融汇的特征。评议人中央民族大学丁慧倩指出,文章还应注意汉族和蒙古族在编修族谱时是否对自身与祖先的关系秉持着相同的价值观念,也需要关注20世纪80年代后乡村编修族谱热的现实意义,以及族谱背后族性保持或变化的问题。评议人中国国家图书馆梁潇文指出,文章对蒙古族修谱的关注不足,没有区别官修与私修,同时应注意文章的时间跨度和连续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民族学系沈雪晨《〈西域见闻录〉写文化研究》吸收、借鉴人类学中民族志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写文化的角度探究《西域见闻录》的成书背景、文本特征与认同建构,揭示其民族志意义。评议人新疆师范大学孙文杰指出文章的用词和细节仍需斟酌,认为“认同建构”部分尚未很好地整合入此文章,可另外单独处理,此外在细读分析中也应考虑到作者“文不如其人”的复杂历史情况。评议人四川大学王鹏辉给予了文章在研究回顾部分如何调整行文结构的可行性方案,纠正了文中的论述细节,并补充了《闻见录》在“琐谈本”方面的最新版本信息。

总评议人李大龙提出四点建议:第一,应更好地把握、定位研究,说好中国故事,应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注意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的区别;第二,要对以往的研究给予充分的关注;第三,文本论述应更加精确,行文逻辑应更加严密;第四,看问题要有纵深,视角需要拓宽,研究任何时期的问题都应该往前追溯,往后延伸,才能看清问题的实质和内涵。

第三场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肖超宇博士主持,兰州大学武沐教授担任总评人。云南大学吴晓杰《清朝入藏后康熙帝对藏地认识与书写——以〈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为中心》,探讨康熙帝《御制论地理水源文》如何试图借助《禹贡》地理知识系统和佛教传说,将边外藏地建构为上古三危之地,纳入九州。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欢对文章的行文结构和逻辑提出建议,指出《御制论地理水源文》一文对宏大主题支撑不足,且需要关注文本的书写背景、地图和历史脉络。评议人四川大学李志英指出文章在背景性史实叙述上的一些错误,认为需考量康熙时期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政治秩序的表达。四川大学徐法言《文化交融与信仰再造——金川山埂子村关帝庙研究》,阐述金川县卡撒乡山埂子村关帝庙自清代乾隆时期建立以来,逐步形成了一套融合汉、藏、嘉绒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关帝信仰体系。评议人河北师范大学屈斌指出文章忽略了“人”的社会活动,存在时间线不明、历史过程缺环过多等问题,应该展现多元信仰的层累过程。评议人四川大学邹立波指出,文章缺少关帝庙的整体社会背景和当地族际交往的历史、现实的阐释,应更加关注关帝与汉藏山神信仰体系,以及不同村落之间的关系。

总评人兰州大学武沐教授指出第一篇文章应放在清朝中国观的形成过程背景下,探究时人的心态,阐明康熙论证西藏属于中国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康熙至雍正时期正是清朝中国观的形成时期。第二篇文章应注意汉地的关帝信仰是如何与藏地的山神信仰统合在一起的,而在当地的宗教实践中,藏族和汉族移民如何对待藏地信仰和汉地信仰。关帝从汉族神祇转变为藏族保护神,实际上体现得是当地民族交融的复杂过程。

三场研讨会结束后,进入自由讨论环节。各位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在文献史料比较匮乏的半月形地带运用口述资料,不同区域研究方法如何相互借鉴等问题展开讨论。有学者提出对口述资料的利用要建立在对当地历史有深入、整体把握的基础上,重视口述资料中事件的时间节点,置于整体的历史视野中加以考察;有的学者指出在材料缺乏的地带,需要进行合理的推论,比如赵世瑜教授倡导的“逆推顺述”方法,能够揭示区域社会历史变化的过程;有的学者指出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借鉴要考虑适用性问题。与会学者积极互动、踊跃发言,现场学术氛围热烈。

论坛最后,四川大学邹立波副教授代表承办方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并对下一次论坛进行展望,希望大家能够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责编:赛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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