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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争刚:循证决策理念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借鉴作用

时间:2020-07-27 09:17来源:湖南智库网 作者:拜争刚 黄泳淇 点击:

循证决策理念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借鉴作用

摘要:[目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不同类型的智库也应运而生,但不同类型智库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研究方法科学性、决策独立性和透明性等方面挑战,其服务政府决策的能力也因此受到限制。全球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和兰德公司等多家智库近年来均开始应用循证的理念和方法为政府和民间决策提供政策咨询,本研究将介绍国外智库应用循证理念和方法的经验以供借鉴。[方法/过程]本研究在分析我国智库当前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阐述循证思想对于我国智库建设的可借鉴之处,介绍汉密尔顿项目、美国农业部、联邦循证决策委员会等国外组织对循证理念和方法的研究、应用,并分享“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的建立及运行经验。[结果/结论]智库是专门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性研究的机构,其提供的决策证据应该具备高质量、独立和过程透明的特点,而其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先进方法的支持。本研究介绍了国际上较为前沿的循证决策理念在国外智库、机构中的应用,希望为中国智库引用循证理念和方法促进智库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循证决策;服务决策;新型智库

作者简介

拜争刚,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医学博士;

黄泳淇,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

1引言

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使传统的决策模式难以应对急剧变化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对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客观独立性、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促使决策中枢更加注重引入体制外的智力资源为决策提供支持。而智库作为独立于政治体制之外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服务政府决策过程中是一个重要参与者。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要具备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备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对我国智库发展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与标准。

智库(think tank),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研究目标,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它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在二战后迅速发展,扮演了政府“外脑”的角色。智库的研究领域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福利等诸多领域,其本身是非营利的、独立于政府的研究机构。一批国际著名智库诸如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等,在创立后迅速在各大国际战略事务中崭露头角,如兰德公司先后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开战前向美国政府提交了极为准确的战略分析报告,美国政府当时并未听信,盲目出兵,导致损失惨重。事后,智库强大的功能让美国政府刮目相看,其通过汇聚人才,着力交流和精密地科学分析所体现出的强大决策能力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广泛重视。智库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效应以及开展独立于官方的第二轨道对话也成为了政府所依仗的重要外交手段。

面对国家发展中的实际决策服务需求和我国智库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循证决策方法及其理念开始作为一个可行的转变方向进入学界视野。“循证”一词最早出现于医学领域,循证实践具体指在有效整合研究者可获得的当前最佳证据、服务者的专业技能、服务对象的价值观和意愿三者后制定的最佳实践方案。1993年,循证医学的推动组织国际Cochrane协作网建立,经过25年的发展,循证思想不仅在医学界取得了成功,同样以其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2000年,Campbell协作网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式成立,致力于循证社会实践的推广和高质量系统评价的收集、转化和传播,标志着循证社会科学的重大进展。此后18年间,循证方法和理念所倡导遵循证据科学决策的原则、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及严谨精细的研究设计得到了包括决策者、研究者、从业者等在内的专业人士的认可和推崇。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循证决策被明确写入国家宪法,在司法、金融、管理、教育、社会工作等领域,相关行业和机构均围绕循证理念开展了大量工作。

2循证决策理念在国际主流智库的

运用现状

当时间来到21世纪,传统智库经历了数十年的探索和进步,更加注重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和追求基于独立性的公信力,此时亟待新的研究方法为自身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循证决策实践便跃入了智库专业人士的眼帘。循证方法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成熟应用得到了智库的宣传和推广,进而被运用到诸如经济、教育、司法、公共福利等行业。随着循证理念被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所接受和应用,循证方法应用于政策和公共项目的制定实施成为常态,在某种程度上和智库所倡导的“科学决策”契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8》全球智库百强排名前10的权威智库,登录其官方网站,以“evidence-based”为核心检索词进行检索(截至2019年4月4日),得到结果如图1所示。

从结果中可见,国际主流智库中关于循证理念的应用方兴未艾,其中美国的布鲁斯金学会和兰德公司走在最前列。作为华盛顿主流学术界的代表、美国政府决策最信赖的“外脑”,布鲁金斯学会在循证决策领域成果颇丰。布鲁金斯学会收录了大量关于循证方法应用于各个社会领域的研究、政策报告、发表文章、公众博文等,关于循证研究的分类很广泛,涉及经济发展、税收、敏感性政策、教育、劳动关系、就业培训、医疗保健、儿童和家庭关怀、社会流动等方面。如指出在当前美国经济形势下,如何利用有效证据对政府公共投资再分配,运用证据提高解决社会工作的效率,从多次犯罪者的矫正到儿童学前准备,从劳动力发展到帮助肥胖人群,确保纳税人的钱花到实处;还有在面临美国人口海啸中出现的严峻社会保险问题造成的财政负担时,如何运用循证方法进行伤残保险改革等;出版相关书籍,阐述奥巴马政府关于建立“证据政府”的始末细节。随着奥巴马政府将决策证据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布鲁金斯相应对循证方法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和评价。在顺应政府主流趋势的同时,也冷静地指出了循证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挑战。

兰德公司则在其研究主题中加入“循证医疗卫生实践”版块,强调循证医疗卫生实践应用科学方法从人体检验、诊断报告、医学研究以及在制定治疗方案时治疗措施中已知的风险和收效来获取最佳证据。同时兰德公司对采取循证医疗实践护理病人和制定医疗政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并且通过使用国家级质量评估和报告系统,展现其更大价值。除了传统的主流智库,一些新兴的专业研究机构也不断涌现。2016年,在劳拉和约翰阿诺德基金会的支持下,循证决策联盟(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 Collaborative)由美国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公共企业研究所、皮尤-麦克阿瑟“成果为先倡议”组织联合建立,该组织是美国第1家由智库机构合作建立的循证决策研究机构。该联盟利用参与人员的专业知识,制定循证决策的原则和创造决策工具,并生成相关的政策简报,为循证决策工作提供信息,分享最新资源并进行相关讨论。随后,美国政界颇有影响力的智库机构两党政策中心(Bipartisan Policy Center,BPC)于2017年启动循证决策倡议,该倡议支持落实联邦循证决策委员会的建议,以产生高质量证据和减少证据使用障碍。

3我国智库发展的挑战和循证理念

应用现状

我国智库建设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后引入了西方智库的概念,开始较多借鉴美国智库经验,半独立的和完全民间的智库有了较大发展。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8》中将中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而党政军智库排在中国智库的第1位。根据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智库可大致分为官方研究机构、半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独立研究机构3类。自2013年以来,智库建设在我国掀起热潮,其中高校成为了牵头主力。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为了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为国家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治理支撑,教育部印发了《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该计划指出,高校智库要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公共外交的重要功能,要瞄准国家急需,凝练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并开展针对性研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在新时代注重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责任日益加重,不过当前我国智库服务政府决策在研究的质量、透明性和独立性等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就研究质量而言,智库的研究质量不高,服务政府决策的目的性不明朗。秦惠民等人认为,我国高校智库存在智库成果对于决策贡献率较低和社会影响力薄弱等问题,并且高校智库科研主要遵循学理逻辑的推演而不是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杨澜认为,中国智库的产出以定性分析讲道理、咨询报告提原则性意见的居多,缺乏依据科学方法对政府决策需求做出切实回应的成果。就研究的透明性而言,“中国智库透明度研究”课题组通过对100家主流智库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中国智库研究活动公开情况有待提高的结论。就智库研究的独立性而言,认为智库独立运营的基础不牢固,学术行政化现象严重,其服务于政府决策的研究客观性难以保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李伟分析了我国高校智库总体发展水平低的原因:(1)高校与政府联系不紧,研究与应用脱节;(2)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不够,智库获取信息数据难;(3)单一学科团队的研究模式导致研究的广度、深度不够;(4)研究角度有偏差,研究成果的学术性过强;(5)缺乏对智库研究的科学评价。针对这些问题,李伟主任提出“打破学科壁垒,组建跨学科团队”“打破校际壁垒,开展协同创新”“争取政府支持,开展校创共建”“完善评价标准,科学评价成果”“加强数据库建设,增强成果科学性”等措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是最早在国内倡导发展智库的学者之一,面对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智库热”,他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应当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研究能力,减少政策研究禁区,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和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加快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步伐。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沱生则认为,中国智库主要面临5个方面的问题:领导层和职能部门对智库的重视和支持不足,资金的制约,研究方法的落后,对公众发挥积极影响力不足,以及缺乏独立性和开放性。先进的研究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持,出色的交流和宣传平台能够及时向公众发布已取得的先进成果,宣传好的观念,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从以上分析可见,目前我国不同类型智库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研究方法科学性、服务决策独立性和研究过程透明性等方面的挑战。

要应对这些挑战,将循证决策理念引入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建设中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循证决策是科学决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把决策分析方法科学化,把决策分析手段现代化,同时结合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合格的循证决策实践,包括提出问题、寻找证据、评价证据、循证决策、后效评价等步骤。循证决策实践强调:(1)“信息”向“证据”的转换,要求信息向证据转换的制度建设,形成一体化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和沟通渠道。(2)进行证据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提高数据的可及性和用户友好度,建立统一格式和标准的国际证据转化平台等。通过统一标准的国际证据合成、转化平台,智库服务政府决策的研究透明性、独立性能得到极大的提升。同时,基于大量的高质量证据,使得研究质量更有保障。

然而,以“循证”为主题词,检索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8》中进入全球智库百强的7家中国智库官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检索结果均为0条,可见循证理念在中国智库发展之路上还有很大的实践空间。

受国际权威智库转变的启发和鉴于中国智库发展亟需新理念的实际情况,一些国内高校开始进行循证理念在社会科学领域本土化的积极探索。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所成立的循证治理与公共绩效研究中心结合循证理念,致力于探索未来政府绩效管理指标体系,以适应新时期高质量发展要求;兰州大学依托学科交叉优势,于2018年成立循证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并凭借其在循证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力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CTTI)来源智库;随后,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成立,侧重于探索大健康领域的循证干预研究。

循证实践虽然在我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但在国外已经有相对成熟的发展和应用,除医疗保健领域之外,特别是在管理决策方面,强调基于最佳决策证据做出正确决策和判断,减少仅凭个人经验决策造成的决策错误和损失。循证和智库的结合是科学决策倡导下的产物,高校作为研究机构,在循证方法研究和智库建设方面均走到了最前面。循证方法对于完善公共政策评价标准,获取科学评价成果具有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以循证的视角看问题,建立健全数据库与成果交流分享信息化网络平台,解决我国智库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研究方法科学性、决策独立性和研究过程透明性等问题。

4循证决策的国外实践

循证决策在卫生健保政策(healthcare policy)领域率先付诸实践。早在1994年,由医疗专业人员组成的国际组织Cochrane Collaboration就开始为英国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科研证据支撑。1999年,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发布的《21世纪的专业政策制定》明确使用了循证决策概念。该文件认为,“循证决策意味着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是建立在最佳的可利用证据基础上”。如今,基于循证决策路径的卫生政策制定活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得到广泛开展。

循证决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得到高度重视,自从2009年就职以来,奥巴马和他的政府班底制定并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循证项目,并从新政府班底组建伊始便给予那些已拥有明确成效证据的项目以资金支持。由总统行政办公室下属单位暨行政管理预算局前任局长Peter Orszag和该局诸位高级官员具体拟定的尝试性方案,继承布什政府已开展的成果,着重应用证据遴选有效的社会项目,并及时叫停“臃肿”的低效率项目,旨在提高政府效率,节约财政经费。鉴于循证决策实践在社会政策领域的巨大潜力,世界范围内的循证决策实践得到广泛应用,下文将列举几个实际案例。

4.1汉密尔顿项目与减少

ESSA下的长期缺勤率汉密尔顿项目(The Hamilton Project)于2006年启动,作为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经济政策倡议,由学者、商界领袖和前公共决策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指导。该项目旨在提供拥有明确证据支持和实际经验的经济政策建议,并以相关和有效的方式将这些想法引入政策讨论中。

美国国会2015年颁布的《每个学生成功法案》(《The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要求各州在标准化考试成绩和高中毕业率之外扩大学校责任,使学生更容易成功。在这一背景下,汉密尔顿项目开启了相应研究。首先阐述了各州监督ESSA下全州问责计划执行情况的框架,并描述了各州在方法上的不同之处。通过回顾执行《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的有效证据和相关文献,对与长期缺勤的相关学校和学生因素进行了分析。最终的结果表明,健康问题和社会经济状况预示着出勤率低,学生的长期旷课现象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该研究为学校描述了用以减少学生长期缺勤率的循证策略——3层干预反应模型(three-tiered response to intervention model),并讨论了一些可能有效的干预措施及其成本效益,供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根据学校的规模或学生的需求,领导者可以定制策略和干预措施来提高出勤率。一级战略指可以在全校范围内以相对较小的成本实施的干预措施。例如案例中的数据项目(data programs)和出勤率对学生成绩的影响的交流。第二层策略指针对单个学生的个性化干预措施,可能会更昂贵并且需要专员负责。在案例中所列举的指导计划(the mentoring programs)、成功指导(success mentors)和检查与链接(check&connect)均为二级策略。第三层策略针对最严重的情况——那些缺勤率超过20%的学生,这些战略包括与社会工作者、服务机构和法律制度合作。作为一种分层策略方法,校方可以使用不同的循证措施组合提高学生出勤率。

4.2美国农业部食品援助计划研究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是一个联邦援助项目,由美国农业部管理,隶属于食品和营养服务处,旨在为生活在美国的低收入和无收入者提供食品购买援助。日益增长的美国财政赤字压力,使SNAP的支出预算从2014年至2018年削减了11.8%。为了更加有效地使用有限项目资金,美国农业部开展了食品援助计划研究,旨在告诉政策制定者、项目管理者和公众:参加援助计划的人群特征;项目如何影响参与者的生活;谁不参与以及原因。并且为2020年人口普查和数据互联进程提供信息。

结合各州、各参与机构的数据和实地普查获得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数据,最终获得包含SNAP的参与率地理分布、年度和月度的参与率、参与人群的家庭收入分布情况等数据的报告。基于本项目产生的证据,美国农业部对援助对象的限定条件、援助力度、资金分配做出相应调整。

4.3联邦循证决策委员会与立法

联邦循证决策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ission on Evidence-Based Policymaking)由美国国会2016年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如何使用数据、研究和评估来建立便于使用的证据,以及如何加强政府的证据建设工作。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最终报告,包含22项实现目标的建议和一个指南,说明国家一级委员会的重要性、执行这些委员会的程序,这些成果被各州广泛接受。

2019年1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循证决策法案》(《The Foundations for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 Act》),该法案采纳了美国循证决策委员会的10项建议,其中包括加强隐私保护,改善政府数据安全访问以及提高政府证据能力的关键条款,旨在减少在政府中合法使用跨机构的数据的障碍,努力创建循证决策的基础设施并确保其有效,以便政府可以进行基本的数据分析和拥有适当的专业知识,最终对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做出正确的决策。

4.4证据向决策转换框架

证据向决策转换框架(The Evidence to Decision Frameworks,EtD)是在欧盟进行的为期5年的项目DECIDE(Developing and Evaluat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to support Informed Decisions and practice based on Evidence)产出的结果之一。针对许多研究证据和实际问题难以结合、令非研究人员难以理解等循证决策的阻碍因素,该框架旨在指导决策者、管理人员及其协助人员在从证据到决策的过程中,从多个维度进行考量和判断。它的主要作用有:①协助决策小组判断干预的利弊;②确保决策的重要因素得到考虑;③为决策提供当前最佳可用证据的简明信息;④使组织在一个结构化的流程中找出分歧并促进分歧解决;⑤促进对使用者和被使用的决策依据透明化。EtD许多框架模板,其选择取决于所处理的问题。例如,有一个“临床推荐—个体患者视角”的模板,以及“临床推荐—人群视角”的模板。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做出决定时对成本的考虑。在采取个人观点时,这些因素通常不那么重要,但在从人口角度看问题时,这些因素是关键。决策小组在拟定每个问题时需要报告潜在的利益冲突,使用框架有助于明确这些冲突和提高透明度。

最近,在意大利拉齐奥地区卫生服务中心,EtD框架被用于对严重主动脉狭窄患者的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进行适用范围决策。使用者制备了两个EtD用以比较TAVI与传统手术和药物治疗的差异。向一个由区域卫生系统代表组成的小组介绍并讨论了这些建议,区域决策者和临床医生都参与了讨论。EtD随后被列入拉齐奥地区的决定性监管文件。EtD框架也将用于拉齐奥地区未来的覆盖决策。

5中国的循证实践先锋:CCET

1996年循证医学的理念传入中国,中国的循证医学在过去22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并取得了公认的成果。同时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在不断探讨如何基于证据进行各个方面的社会决策,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在循证决策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儿童与老年健康证据转化平台(Chinese Clearing house for Evidence Translation in Child&Aging Health,CCET)是中国首个为儿童和老年社会—心理—环境健康服务的证据转化平台,由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中国Cochrane中心、中国GRADE中心、南京理工大学循证社会科学与健康研究中心等机构创立和运行,目前也是全球证据合成联盟(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s,GESI)成员组织,目前主要:(1)为儿童和老年健康的循证研究—项目评价—服务机构能力提升提供智慧和技术支持;(2)为社会工作、矫正、教育、环境、医学等不同领域的证据合成和转化提供方法和智慧支持。

平台包括儿童健康、老年健康、推广应用、循证研究以及循证社会科学研究数据库5个核心版块。CCET运行至今,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①建立了CCET平台网站(www.ccetchina.org),构建了老年健康、儿童健康、循证研究、推广应用、老年抑郁症循证防治数据库、循证社会科学数据库等板块,转化了22个儿童自闭症和老年慢病循证项目;②成立了儿童健康和老年健康评价顾问委员会,聘请了来自南加州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专家13人,开展项目转化和评价;③联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举办了4期《全国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共有100名来自全国68所高校的研究者参加了培训,目前发表SSCI论文4篇,中文论文7篇,在中国的社会工作领域普及推广了循证实践的理念和方法;④参加2015—2016年的国际循证社会科学联盟年会(Campbell协作网年会)并做报告,经大会表决成为全球证据合成联盟(Global Evidence Synthesis Initiative,GESI)成员,努力推动中低收入国家(LMIC)合成证据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经济、教育、环境与健康;⑤2017年8月在《社会建设》杂志发表系列论文,介绍了循证社会工作及其研究成果;⑥出版专著《循证社会科学》《循证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等多部专著;⑦发表循证社会科学、定性系统评价、老年健康等主题论文20余篇,其中SCI/SSCI论文5篇。

CCET平台从2014年12月正式开始使用,至今其网站的累计浏览次数52,716次,访问者主要来自中国的各个省市,以及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士、韩国、挪威等国家。平台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集研究—决策—实践于一体的证据转化平台,受到国内外的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的关注。CCET微信公众平台从2015年1月1日至今共推送254期内容,涉及老年健康、儿童健康、循证研究方法、循证实践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等主题。

平台的主要功能为证据的分享,目前平台着力推广和传播的老年和儿童健康证据是国外已被证明有效且经过顾问委员会再次评价被认为适合中国的儿童健康和老年健康干预项目。证据的分享不仅需要大力的宣传,其质量和适用性同样关乎着证据的价值。CCET组织建立了由多领域专家构成的评价委员会,委员会使用CCET自主开发的科学的评价量表,从国内外儿童、老年健康相关的干预项目中评价、筛选出科学实用、高质量的研究证据,翻译、分类展示在CCET网站中,同时针对不同用户,设置与之相关的栏目。CCET的项目评价评级结果与知证决策模式等为政府决策机构在资助社会组织开展、研发具体循证实践项目的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参考;同时为社会组织提供干预项目培训,推广有效的循证实践模式,并建立后效评价机制,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研究者在CCET的循证方法学支持下,有针对性地开发新证据。总之CCET的证据转化不仅仅关注国内证据,还关注国际研究证据,其不仅注重项目的有效实施,也注重转化的可持续性应用。CCET的运行模式如图2所示。CCET是一家非营利性的证据转化与传播平台,在高校智囊团为代表的研究者和专业机构为代表的执行者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国际先进智库皆十分重视网络宣传、平台建设,上至政府部门,下至普通民众,对智库的了解皆离不开智库自身媒体传播。而国内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仍埋头忙于研究而无暇顾及自身宣传,导致政府和智库、智库和民众间普遍缺乏了解和信任。目前CCET通过和国内外多家老年和儿童健康研究机构的合作,致力于对健康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让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机构进入决策者和大众的视线。

CCET在传播证据的同时,还承担了证据评价的职能。对原始证据进行二次评价,遵循国外证据可推广性量表和推荐标准,为用证方提供更加便利的结果。智库的研究在转化流程中得到再次规范,同时原有证据对于决策者来说更加友好。CCET平台计划在现有结构基础上,继续完善证据类型和涉及领域,联系国际Campbell协作网,建立以司法犯罪、教育、管理、社会工作4个版块为主的国内社会科学循证数据库,实现自身功能的多元化,期待为我国的智库引用循证的理念和方法提供技术和证据支持。

6结语

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智库扮演着国家决策智囊的角色,需要凸显其服务决策成果的科学性、实用性、透明性,而其自身的发展离不开先进方法的支持。循证理念与方法强调基于问题研究,遵循证据决策,能够给予智库发展启迪和帮助。吸取国际循证决策实践的前沿经验,相信我国智库与循证理念会擦出更加耀眼的火花,为加快我国行政决策现代化进程助力。

(参考文献详见《智库理论与实践》官网(zksl.cbpt.cnki.net)全文)

推荐引用格式拜争刚,黄泳淇,李刚.循证决策理念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借鉴作用[J].智库理论与实践,2020,5(2):1-10.

(责任编辑:管理员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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