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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从中国古代智囊演变看当代智库建设

时间:2019-04-19 09:25来源:湖南智库网 作者:王萍 点击:

智囊,本意指足智多谋的人。在中国古代,智囊又称为谋士、策士、门客、军师,他们为军国大事建言献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了解古代智囊,对当代智库建设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逐步制度化的古代智囊

中国古代的智囊有三种内涵,分别指有谋略的个人、智囊团体、智囊制度。

一是有谋略的个人。秦惠王作为秦国第一位君王,创立了不朽功业,为秦统一打下坚实基础。《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这是“智囊”一词第一次出现。樗里子是秦惠王异母弟,其人足智多谋,在秦惠王身边积极进言。秦惠王的成功与樗里子不无关系。桓范是三国时期曹魏大臣、文学家、画家,魏明帝时曾担任过多种重要职务,正始年间任大司农,为曹爽出谋划策。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后,桓范力劝曹爽带魏帝曹芳到许昌,以皇帝为号召,集结全国各方力量与司马懿对抗,但曹爽没有听取桓范的建议,做出了罢官投降的错误决定,最终曹爽和桓范都被司马懿杀害。桓范颇有计谋,被司马懿称作“智囊”,但曹爽却不能明辨。秦惠王和曹爽,一成一败,重视智囊者成,疏远智囊者败。

二是智囊团体。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集团、三国鼎立时期的谋士群体和东晋时期的清谈之士都是智囊团体。战国门客集团以战国四公子(魏无忌、赵胜、黄歇、田文)为代表,他们为了抵制强秦侵略,招贤纳士、礼贤下士,为自己的君主出力。三国时期,尽管刘备有诸葛亮、庞统等高级智囊,但仍居三国末流,一个原因便是曹操和孙权拥有强大的谋士群体。东晋清谈盛行不辍,王导善于清谈,他通过清谈来向别人渗透自己的政治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他为了巩固政权所提出的。除王导以外,还有一大批朝廷权贵崇尚清谈,使之成为一项社交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东晋政权的稳定是有所助益的。这些智囊团体在政权处于纷争、战乱或偏安时期,出谋划策、用心决策、稳定政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智囊制度。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其实就是智囊制度。监官是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的官吏,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监官和谏官并称台谏,通称言官。言官主要负责监督和进谏。明代具有中国古代最为完善的言官制度,言官权力广泛而且重大,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明代选拔言官时对他们的政治素养、道德品格、仕途经历、性格、学问等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因此,明代出现了一批直言敢谏、鞠躬尽瘁、尽忠职守的言官,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当代智库建设需以古为鉴

古代智囊可以看作当代智库的雏形,笼统来说,二者是相似的,都发挥了建言献策的作用,但深究起来,二者又不尽相同。古代智囊和当代智库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自身性质不同。古代智囊是完全依附于君王的,君王决定他们的地位、前途甚至生死。而当代智库是指专门从事开发性研究的咨询研究机构,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第二,组织形式不同。古代智囊服务对象单一,基本只服务于君王或皇室成员,智囊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一切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前提。而当代智库则趋向多元,既有以政府为背景的官方智库,也有不具有政府背景的民间智库。另外,还有半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网络智库、媒体智库、社会科学院等各种类型的智库应运而生。第三,研究领域不同。古代智囊对君王具有很强的依附性,主要为君王服务,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急君王之所急,而君王的燃眉之急通常都是军事和外交问题,所以古代智囊的研究领域以军事为主,外交为次,偶有涉及经济。当代智库研究范围更为宽广,除军事、外交、经济以外,还涉及社会、科技、文化、教育、民生等多个领域。

通过对比古代智囊和当代智库可以看到,当代智库具有自身性质独立化、组织形式多元化、研究领域广泛化等特征,无疑是比古代智囊更加完善的智慧生产机构,已然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尽管如此,探讨古代智囊对当代智库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当代智库建设必须了解古代智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一,完善机制。中国古代形成较为完善的智囊制度是在明代以后,明代之前的智囊与其所服务对象之间更倾向于私人交往的关系。没有完善的制度便会使智囊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当代智库建设要把完善机制作为一个重点。第二,未雨绸缪。中国古代一般在出现某种问题之后才重视智囊的作用,或者是战乱,如春秋战国、三国时期,或者是偏安,如东晋时期。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君王还是智囊都会处于被动地位,也难以获得稳定的长足发展。因此,当代智库必须秉持未雨绸缪的原则,分析状况,提供咨询,发现风险,进行诊断,规避风险,追踪调研,反馈信息,预测未来。第三,古为今用。古代智囊虽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有一些令人敬仰的智慧结晶流传至今,如《战国策》《长短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三十六计》等,当代智库学者必定能通过深入研读这些著作得到启发,从而增强应对现实问题的能力。

古代智囊一般都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他们既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胸襟,他们出于对国家和百姓的热爱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高尚品格和广阔胸怀不仅值得现代智库学者借鉴,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年4月18日)

(责任编辑:管理员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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