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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宏:对智库前瞻性研究及现代智库建设的思考

时间:2019-04-15 10:58来源:湖南智库网 作者:程宏 刘志光 点击:

近十余年,在智库领域高速发展过程中,智库研究的特色除了独立性、科学性、实用性以外,站得高看得远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成为智库研究追求的智慧高点。从目前智库业内来看,对智库研究“前瞻性”概念的学术讨论极少,本文对智库前瞻性的定义做以下论述,探索开拓智库的前瞻性研究途径。

对智库前瞻性研究的思考

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前瞻性研究主要是指,为了至少在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可能形成的新科学、新学科或颠覆性、换代性新产品(产业),而进行的目标导向的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

比较而言,在智库领域,前瞻性研究应该是指,为了在此后几年可能形成的某个流派的学说或重大创新性影响公共政策的分析报告而进行的预测评估研究。

纵观十几年来,中国智库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经济问题的研究与评估预测中,出现了不少重大研判失误。缺少独立性前瞻性研究报告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

思想独立性是个永远谈不完的话题。这里主要谈智库为什么要强调前瞻性研究?智库报告的初心是发现国家治理中的问题,对未来局势进行评估和研判,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修正,所以前瞻性就成为智库研究报告应有的特质。反过来也容易理解,如果智库研究失去了前瞻性,那么研究报告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岂不成了“马后炮”!

在科学技术领域,很多研究都需要科学实验的支撑,首先设计出来实验方案,之后经过实验验证,甚至是反复实验验证。但是在管理科学领域,智库研究报告是决策过程的产品,不容许在治理国家实践中用做实验的方法去检验智库研究报告的优劣,智库报告的结论必须是设计出最接近成功的结果,因为如果政策决策者出台一个不科学的政策,往往会造成一些所谓“艰辛探索”!失败的代价可能十分高,严重时整个国家都承受不起,若干年都翻不过身来。

关于智库前瞻性研究

通过对自然科学研究与智库研究的前瞻性比较,大致可以勾勒出前瞻性思维的表现。

1.研究方向有前瞻性。

在自然科学技术领域,研究方向上的前瞻性多指站在学科前沿,开辟人类的思想视野,引领探索新事物的方向,如量子通信、概念汽车等。

在智库领域,研究方向上的前瞻性也与硬科学有不少共性,如“超越前人,开启后者”,提出前人没有发现和提出的问题,开辟前沿阵地,引导建树观点;如“立足当下,着眼未来”,研究一些当前不急需,但将来可能要研究的问题,提供储备性研究报告。

2.研究内容有前瞻性

智库研究内容的前瞻性表现有三个:一是制定5-10年发展规划;二是针对时下公共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提出公共政策的修正调整的建议方案;三是对5-10年发展规划做出评估预测,提交“可行性”或“不可行性”的研究报告。这三项在智库研究中重要性依次提高。

尤其是最后一项,对发展规划做出评估预测尤为重要。在实践中,针对出台什么样的规划和执行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就要评估预测出现什么样的局面结果,从而做出一些临界预警指标,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在多少年后会出现什么样的人口红利转折点;继而提出多种应对举措。这有些像设计一个棋谱,不能走一步看一步,至少要看两步,最好能看三步。

3.研究成果有前瞻性

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研究成果的前瞻性首先要有所创新。创新的表现是,科学上要有新发现,技术上要有新发明,社会科学上要有新建树。当然这里说的创新一定是对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有益的创新,在科学技术中,像生化武器就不是好的创新。在社科智库领域中,如果罔顾事实,抛弃常识常理,刻意为结论而设计指标的研究结论也不是好的创新。

研究成果的前瞻性除了要有创新性建树外,还要具有“潜科学”性质,当前可能不为业内多数学者接受,但将来有可能为他们所接受,并且之后其先进性有较长的半衰期。

4.时间有前瞻量

智库前瞻性研究的各项内容都涉及到一个前瞻时间的提前量问题,前瞻性一般不研究未来10年以后的具体事情(人口红利问题另说),如果前瞻时间太超前,观点和结论就可能成为“先烈”或海市蜃楼。比如说预测中国在2049年将会成为世界留学中心,这个预测结论就太超前,玄想成分太明显,以致虚无缥缈。

关于现代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建设热潮持续了10年有余,但是仍处于培育成长阶段,而且这个过程不会太短,其中有很多现象和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理清智库的一些基本认知对智库的核心能力建设——前瞻性研究,应该很有裨益。

1.对TTCSP报告的误读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项目小组(Think Tank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TTCSP)2006年成立,自2008年起每年开始发布《20XX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这份报告被国内简省地翻译成《全球智库报告20XX》,且备受推崇。2018年有些媒体对TTCSP及其报告还使用了“智库中的智库”“权威报告”等誉词。

问题是,其一,TTCSP是一个研究智库的团队,并非智库机构,在美国的学术影响力甚微,我们称其为“智库中的智库”是否过誉?其二,全美国研究智库的学术团队仅TTCSP一家为参照,别无同行,这能否算权威?其三,其年度报告题目中有两个词“Go To”和“Index”,我国业内翻译时却有意或无意省略了,这可能误导中国读者,将研究智库的报告与智库报告混为一谈。根据这份报告内容,业内有学者认为应该翻译为《全球跟踪智库索引报告20XX》,尽管并非全球所有智库都能从中索引出来。至于有的媒体将TTCSP每年发布报告的日子称为“智库日”,显然不太严肃。如此推崇TTCSP,难免不使人们产生浮躁和忽悠的感觉。

2.智库为何不叫Thought Tank ?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智库(思想库)的原名是Think Tank,鉴于“某某思想”的标准翻译为“某某Thought”,于是人们不免会问思想库为何不用Thought Tank ?其实这不是语言习惯的问题,因为智库的价值就在于创造思想,Think的含义具有动态的意思,需考虑客观环境的变化,不断思考,发现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Thought的含义是已经定型的理论或思想逻辑。Think不一定受约束于固定或单一的Thought中。这大概就是西方使用Think Tank的原因,看来用这个词来表达智库的内涵还是比较精准的。

有学者批评中国智库没有发挥真正的智库作用,“有库无智”“库多智少”,这有些言辞过甚,但细观中国许多智库,也确实存在一些Think不足,Thought有余的问题。原因恐怕是对“思想统一”的片面理解。对“思想统一”的全面准确的理解应该为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大方向上的目标统一,而不是在具体问题上的路径方法的统一。

3.智库理念之问

在中国智库大发展的今天,对一些智库理念的基本问题,我们仍然遗存一些值得弄明白思考的疑问:

(1)中国是智库大国吗?一般说来,智库发展阶段与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大致正比关系,虽然中国GDP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中国智库总数排名也排第二(基于美国TTCSP的研究结果),但是我国的智库发展水平是否也能排名全球第二?

(2)智库是否有高端低端之分?研究国际外交、宏观经济的报告,常常能得到高层领导的批示,这是否是高端智库的标准?我们看到国外智库有著名和非著名之分,为何没有高低端之分?

(3)智库报告要追求领导人的批示吗?不能否认智库报告的目的之一就是影响公共政策,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在科学技术领域,凡是以追求获得科技奖励为初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基本上都有科学作伪行为。在智库领域,领导人对智库报告的认知有差别,智库报告是否被批示,有很多个人因素,除此以外,还有智库报告被批示的内容是什么?影响政策到什么程度?

(4)智库研究报告有“时态”吗?蓝皮书类的“过去完成式”情况报告算智库研究报告吗?各种蓝图类的“将来进行式”算智库研究报告吗?

(5)智库联排名为哪般?中国的大学、甚至是中学都在热衷排行榜,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争取好生源。可是智库排名为那般?是为了争取有限的政府客户资源吗?是为了影响民心吗?可是为什么世界各国智库,大都对此看的很淡?

(6)智库联盟对推动智库发展有多大作用?行业协会一般都是在行业组织充分发达后才建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统一行业标准,自我约束。当今中国为什么要跃跃欲试地建立智库联盟?而美国智库这么发达,却为什没有智库联盟?

4.不可回避的实际问题

客观说来,中国智库研究的实践中,仍面临一些实际问题。

(1)解读诠释政策的多,发现分析问题的少,给出政策评估的更少。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多,进行不可行性研究的少。总结成绩的多、反思失误的少。制定规划的多,评估预测的少。

(2)智库建设过度依赖外部条件,如财政资助、信息数据开放、与政府沟通等,忽视自身内部素质、研究能力、思想水平。

(3)为建智库而建智库。智库的数量与智库报告的产出数量严重失衡。为发表智库研究文章而写文章,造成智库文章低水平与同质化。

(4)研究智库的文章产量很大,各类社会科学期刊和众多媒体都开设了智库专栏,特别是智库建设的文章远远多于智库研究报告的文章,智库业界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蒸蒸日上,但是背后却有深层次的动力危机。如果这么长期下去,中国智库很难有发展前途。

5.智库建设的原动力

智库价值在哪里?智库的基本功能是“咨政启民”,为了弥合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知识裂隙,找出、分析和预测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问题,提供影响公共政策的报告。由此看来,智库价值显然在于发现社会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所以问题意识应该是智库的原动力。

问题意识与知识结构有关,与智力水平有关,但更与思想水平有关。培育问题意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秉笔直书的求真精神。

6.智库建设的生态环境

智库的发育成长是与社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提出加快智库建设的口号很正确。但迄今学界对智库没有一个权威的严谨的定义,不同制度的国家对智库的认知标准也不一样。看西方发达智库国家智库的发展,所有知名智库几乎没有哪个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线路发展起来的。

现代智库的知名度依靠智库报告的水平与质量,刻意追求排行榜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会妨碍引领智库研究走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境界的脚步。智库研究一旦染上功利色彩,就会走上斜路。

智库的出现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文化的交流传播不完全像在重力场中水往低处流那样,但是基本上是新的、优秀的文化会向旧的、落后的文化扩散和传播。在国际智库文化场中,智库文化与文明的传播方向也大致如此。正是基于此,业内学者才大量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智库的状况,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促进智库交流融合与智库文化传播,推动中国智库的发展。

结束语

前瞻性研究是智库报告的精髓,其构成需要独立思想作基础,问题意识导向做支撑,或者说智库研究报告不仅仅是对现实问题的归纳总结,更要对其演绎推理,道理似乎不复杂,归纳一般都能做,但是进一步地深思、推理、预测则不是轻松的事情。

中国智库建设热潮中,高端、一流、特色、新型智库的说法很流行,笔者认为这些可以归为现代智库的范畴,因为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现代智库参与。对于当下中国智库存在的一些过热状况,笔者做了这些冷思考。智库的应用性大于理论性,因此我们的智库不仅要撸起袖子、扬起胳膊示人,更要脚踏大地、弯下身子实干。

本文对智库前瞻性研究所做的初步探讨,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逐步成熟“智库前瞻性研究”的理论观点。

(作者程宏系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刘志光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本文首发于《智库理论与实践》,原题:“对智库前瞻性研究的思考——兼谈智库面临的一些问题”,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刊发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管理员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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